1977年底，原中组部副部长高淑兰被中央免去职务。她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，交出钥匙，坐上了开往长辛店的班车，重新回到北京二七机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高淑兰是天津人，出身贫农。1958年，16岁的她进入北京二七机车厂，成了一名在车间里干粗活的女工。
二七机车厂是个大厂，车间里机器轰鸣，油污满地。高淑兰每天穿着粗布工作服，拿着扳手和铁锤，在流水线上装配零件。
她嗓门大，干活麻利。厂里开大会，她总是第一个站起来，挥着胳膊喊口号。
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，高淑兰凭借“根正苗红”的出身，迅速脱颖而出。她放下手里的扳手，拿起了大喇叭。厂里组织批斗会，她总是冲在最前面。
她从车间工人当上党支部书记，接着进入厂党委。随后，她的升迁速度像坐上了火箭。
1976年，高淑兰跨进了北京西单的中组部大楼，坐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位子。
每天早上，专车停在楼下，秘书替她拉开车门。她走进宽敞的办公室，办公桌上堆满了全国各地干部的档案和调令。
1976年10月，全国各地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买车票进京申诉，要求平反。中组部大楼外的招待所里，挤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但平反工作推不动。
中组部里坐着两块“绊脚石”：部长郭玉峰和副部长高淑兰。
高淑兰在部务会议上拍着桌子定下规矩：“没有我的亲笔签字，任何案子都不能翻，谁敢私自批复，我拿谁是问！”
一天上午，一位满头白发、拄着拐杖的老将军来到中组部，在走廊的冷风里站了三个小时。
轮到他进门时，老将军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，手指冻得通红。
他把拐杖靠在桌腿上，双手拉开破旧的公文包拉链，掏出一叠用报纸包着的材料。报纸已经发黄，边缘磨破了。
“高副部长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身上七个弹窟窿，请组织重新审查我的案子。”老将军把材料递到办公桌上。
高淑兰坐在椅子上，连眼皮都没抬。
她拿起笔，在材料的扉页上画了一个圈，写下八个字：“证据确凿，暂缓批复。”
老将军急了，用拐杖杵着地：“证人现在就在北京，你们可以去查！”
高淑兰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老将军：“案子是上级定的，我们只按程序办事，你回去等通知。”
“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等通知。”高淑兰转头对门外的干事喊道，“送客，下一个。”
老将军被干事请出了办公室。
堆积如山的申诉材料，全被高淑兰锁进了铁皮柜里。有的老干部在招待所住得没了钱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每天只能啃冷馒头。
招待所负责人跑来向高淑兰请示：“高副部长，招待所住不下了，有些老同志生了病，没钱看大夫，怎么办？”
高淑兰头也不抬地批示：“把他们的行李扔出去。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！”
干事们跑到招待所，把老干部们的铺盖卷扔到了大街上。
老干部们被逼急了。
几天后，中组部大楼的走廊里、大门外，贴满了控诉郭玉峰和高淑兰的大字报。白纸黑字，密密麻麻。
高淑兰走到走廊上，看着墙上的大字报，脸色铁青。
“撕掉，全撕掉！”高淑兰指着墙壁对保卫科长喊道，“谁贴的就抓谁！”
保卫科的人拿着水桶和刷子，前脚刚把大字报洗掉，老干部们后脚又拿着浆糊贴上。大字报越贴越多，直接把中组部大楼变成了抗议的阵地。
这些大字报，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。
胡耀邦派人暗中来到中组部，把墙上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录下来。他将这些抄录的材料汇编成册，直接送到了叶剑英、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案头。
中央高层震怒。
1977年12月，中央果断出手。一纸调令下达中组部：免去郭玉峰中组部部长职务，免去高淑兰中组部副部长职务。
胡耀邦接任中组部部长。
胡耀邦上任的第一天，就带着人走到高淑兰用过的铁皮柜前。
“砸开。”胡耀邦下令。
干事们拿着铁锤，砸开了柜子上的锁，里面全是被高淑兰压下的申诉材料。胡耀邦当场宣布，全面开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。
高淑兰交出了办公室的钥匙。
她没有被安排去其他政府部门，也没有保留任何行政级别。中央的命令很明确：退回老单位。
第二天早上，长辛店的二七机车厂装配车间里，多了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工。
高淑兰换上蓝色的粗布工作服，戴上白色的帆布手套，走到自己19年前站过的工位前。
专车没了，秘书没了，宽大的办公桌变成了沾满黑色油污的钳工台，台面上全是铁屑和机油。
车间主任走过来，递给她一把大号扳手：“干活吧。”
高淑兰接过扳手，卡住一个螺母，用力往下压。周围的工友们各自干着手里的活，没有人跟她搭话。
机器的轰鸣声盖住了一切。
历史的潮水浩浩荡荡，德不配位的人，终究要被打回原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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